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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从金马奖发言事件釐清政治权力与创


2020-08-01


近日甫落幕的第五十五届金马奖,因获颁最佳纪录片奖项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导演傅榆领奖致词时表示「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而触动两岸间政治敏感神经,中国影业工作者除导演娄烨外,也于颁奖典礼结束后,集体不出席惜别酒会、取消接下来所有行程。日前更传出中国当局下达禁令,将不再允许中资影片报名金马奖。对于此一轩然大波,台湾影界人士议论纷纷,其中不乏持「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论调者,企图检讨获奖者发言,认为不该让影视界沾染上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致使如今两岸可能失去珍贵交流机会。

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从金马奖发言事件釐清政治权力与创

然而有趣的是:倘若「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的条件成立,难道影视工作者从此必须自我噤声吗?

关于艺术与政治的互动情形,早已是文化社会学者们讨论的经典课题。Bourdieu(1992)(注[1])便以场域互动理论来解释文学界内部运作与外部力量的互动过程。所谓场域,即是一个经由各种角色的社会互动(例如支配、从属、互补,甚至是敌对等关係)而形成的网络,而各场域之间彼此也会交互影响。

以文学场域来说,在其具有自主性的情况下,内部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运作逻辑,崇尚高度的艺术自主性且通常拒斥资本生产场域或政治场域的运作逻辑。然而,外部有力者(在此泛称权力场域)却会在某些特殊时刻(政治及经济危机)或特殊结构(如言论审查机制、商业生产逻辑)下支配文学生产场域,进而改变文学生产场域内部成员的互动关係及他们的角色位置。

举过往台湾文坛为例,1950年代党国体制下,文学生产场域受到政府的控制,主流文坛大举提倡反共「口号」文学,配合国民政府宣传政策,当时檯面上主流的报章文艺版面、文学杂誌皆以提倡「反共抗俄」文学为优先出版原则。然而崇尚自由主义的评论刊物却屡屡受到打压,例如由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迫停刊、《文星》杂誌于1966年遭官方查禁、封刊。众多强调传承「五四文学精神」的自由主义作家、评论家及缺乏反共经验的本省作家皆大受打击,几乎失去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空间。

历史殷鉴不远,对比当今中国影视产业现况,广电总局近年颁布大量电视剧创作禁令,举凡「有损国家形象」、「有损民族团结」、「违背国家政策」、「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非正常的性关係、性行为」(如同性恋)、婚外情、一夜情等「不健康的婚恋观」皆列入其管制範围(注[2]);而电影审查机制更是行之有年,无论中国第五代名导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姜文,抑或第六代新锐导演贾樟柯、娄烨等人,这些在金马奖竞赛中大放异彩的电影工作者,都曾有过因作品题材不符合当局期待而被禁播的经验。

因此,当我们看见在傅榆发言后,紧接着一连串来自中国的致词人、领奖者以各种直白或迂迴的语彙来积极表态、宣达一致的政治立场,而曾与台湾影业界有过合作关係的演员也纷纷发布了「#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宣示图文,无论其是否发自内心,背后代表的或许更多是中国的艺文工作者在权力场域支配下不得不为(宣誓效忠)的无奈。

总言之,要破解「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论点,并不只是宣称得奖人拥有「言论自由」如此简易,更要直指出这类保守派论述逻辑如何将权力关係彻底错置的问题:艺术的纯粹、自主性,恰恰是要建立在排除政治权力干预的基础上。正由于艺术是纯粹且不受限制的,创作者能够发表以政治为题的作品与说出他/她想说的话,而不用为了特定当权者而自我消音。换言之,「艺术归艺术」所要呼吁的对象,其实是试图建立规範,控制创作者的统治政权。

身为台湾人,我们也曾走过这段艺文创作受到政权打压、禁播的历史,因而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要求当事人不该说出敏感的词彙,在强权威胁面前退缩,而是要探问「为何我们能,他们不能?」进一步理解今日中国电影创作者的艰困处境,找出谁才是真正伤害创作自由、压迫创作者的兇手?谁才是真正该被谴责的对象?若能思及至此,那幺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1]PierreBourdieu,Lesrèglesdel'art.Paris:Seuil,1992.

[2]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http://www.ctpia.com.cn/exchange/zcxx/2015-12-31/14515341404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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